中国建设报记者 张东林 北京报道
“保障房建设”被首次写入党代会报告目的很明显，下一步，健全保障房制度，将保障性住房建设与城镇化趋势紧密结合则成政府工作要务。
当“保障房建设”被首次写入党代会报告时，彰显的不仅是政府工作任务更加明确，更表明执政党已将其确定为行动纲领。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建立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满足困难家庭基本需求”。由此可见，保障房建设仍将是未来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从前期注重追求数量增加的规模性建设，到未来谋求精细化管理、完善准入退出机制，“十八大”之后，中国的保障房建设或将步入新的阶段。
“未来，必须明确保障房主要形态，引导多方积极参与，健全准入与退出机制，将保障性住房建设与城镇化趋势紧密结合起来。”近日，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由新华网、中国房地产研究会、中国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保障性住房发展高峰论坛”上提出上述建议。
尚存四大问题
贾康认为，目前，我国保障房建设仍然存在“房源筹集方式单一、任务分配和建设标准过于划一、住房分配标准不适当、居住隔离”这四大问题。
他表示，目前我国保障房的房源主要由政府主导自建，财政支出压力大，加重了政府债务负担。
据财政部科研所计算，目前我国在保障房方面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均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发展中国家。同时，保障房供给中还包括“限价商品房”、“经济适用房”等概念模糊、极易产生扭曲和设租寻租行为的品种，会增加公共资源误配置的发生率。
“各地保障性住房的任务分配和建设标准过于划一，导致房源不足与过量配置并存。”贾康认为，这种模式没有充分考虑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和对保障房的需求差异，形成最需要保障房的一些城市建设规模和可供房源不足，而不太需要保障房的城市又过量配置。而且，保障房的建设标准由国家统一规定，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人们的居住习惯和居住要求，也导致有些地方，特别是县级城市，保障房适应性不足和闲置。
在广受关注的保障房分配问题上，贾康强调，目前我国对于保障房保障对象的确定，多采用收入标准和住房面积标准。但我国却尚未形成完整的国民收入统计和住房统计系统，往往不能为确定保障对象提供有力数据支撑。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了申请对象谎报瞒报收入和住房面积以骗取保障资格、相关管理部门和形形色色的中间人设租寻租等种种乱象，一些保障房甚至成了特权部门的家属小区，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公平，损害社会风气。
针对部分保障房存在“居住隔离”现象，贾康分析个中原因，一是部分保障房位置偏僻，周边就业机会少，居住者远离工作地和服务区且交通不便；二是部分保障房小区功能配套不完备，缺少教育、医疗、体育、商业、文化活动等配套设施，生活不方便。“居住隔离影响入住保障房的中低收入群体满意度、幸福感和发展机会，还容易导致保障房小区贫民窟化、社会治安混乱等问题。”贾康说。
参与城镇化进程
对于目前我国保障房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贾康建议，首先，“应强调将公租房作为保障房的主要形态，大力发展公租房和廉租房，压缩经济适用房，取消限价商品房。”
他认为，经济适用房和限价商品房存在概念模糊、边界不清引发的管理困难，特别是经济适用房和所谓限价商品房在实际运营中反映出的分配不公、设租寻租等问题，已经广受诟病。应该强调和坚持已渐趋明确的从棚户区改造到廉租房、公租房的供给，将其作为保障房的主要形态。特别要大力发展公租房，满足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夹心层”的合理住房需求；同时，压缩经济适用房的建设规模，并只允许“有限产权”形式，封杀套利空间。
其次，要创新体制机制，引导企业、社会、个人等多方参与，增强住房保障体系融资的多元化和运行的可持续性。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住房保障体系建设。
对此，贾康表明了自己的看法，“要建立健全保障房的准入与退出机制，逐步建设完整的居民收入统计和住房信息统计系统，为准入与退出机制的设计与运行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加强保障房申请、公示、分配等环节的透明度，并实行动态调整与持续跟踪，做到全过程公开。加强全方位监督，逐步形成政府监督与社会监督、新闻媒体监督互补、互动的良好局面，力求确保分配公平。”
展望我国未来仍将快速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前景，贾康还建议保障房规划与建设应该与城市、城镇发展规划紧密结合。“保障房规划应结合不同地区、不同住房已有格局和其他相关要素作有针对性的‘顶层规划’的动态优化，新城镇建设更要作必要的前瞻性考虑和设计，使之成为未来全局优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此外，“还应站在建设新型和谐城镇与社区的高度，处理好保障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的升级和生活服务功能的配套，并适当增进保障房标准因地制宜的多样化，一方面解决保障房‘居住隔离’问题，另一方面丰富与细化适应不同地区特点与特定居住习惯的保障房标准体系，并加强不同城市建设任务的适应性、合理性。”贾康如是说。